彭明輝老師是我大學的恩師，為了抵制"大學學店化"
憤而提早從大學教授職業退休，專心寫作，想為台灣
社會奠定深厚的人文基礎。老師的部落格有很多犀利
的文章，極力推薦:
彭明輝部落格:http://mhperng.blogspot.com/
以下文章是他最新文章，我好喜歡他的結語:
鍾理和和鍾鐵民讓台灣人看見自己的價值與尊嚴，
也讓所有台灣人可以驕傲地說出：
「除了親情和土地，我們是一無所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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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無所有者的尊嚴與價值――追念鍾鐵民
鍾鐵民先生走了，結束了他和雙親困苦而動人的生命故事，也留給美濃後生和所有台灣人值得深思的典範――他們一起向我們訴說：生命的價值不在於才華與成就，只要深情而盡心地對待自己、家人和鄉親，每一個人都可以迸放出令人動容的光輝與尊嚴。感動我們的不是他們三人的不凡，而是每一個台灣人都可以企及的平凡，和那不凡的用心與深情。我們尤其從鍾理和身上看見貧病交加的人如何善待自己的感情、理想和理念；從鍾平妹身上看見贏弱的女子如何枯槁自己以成全家人；從鍾鐵民身上我們看見佝僂的身軀如何能捍衛故鄉，抵抗國家暴力。
原本想為鐵民先生寫一篇追思文，但想起他總是會連帶地想起他父母的身影。鍾理和、鍾平妹和鍾鐵民像是命運與共的三位一體，每一個生命裡都清楚地映射著另外兩個生命的身影，每一個生命都加深另外兩個生命的苦難，也讓他們的生命更加地可貴而動人。
盡心盡己，生死有命
上次見到鐵民先生是六月底，他剛開過生平第二次脊椎手術，正揚在載我往鍾家的路上說：鐵民老師剛開過刀，用鈦合金支架把胸腔支開，但是還很難適應手術後的新生活，所以恐怕很難久坐。等我見到他，卻一如既往地開朗而有談興，一點都看不出有任何不適或不便。不到兩個月，傳出他不幸過世的消息，我才知道第二次的手術真的像正揚所傳述的那麼艱險和辛苦。
我不禁自問：鐵民先生面對生死的坦然，以及承受身體痛苦的能耐，究竟從何而來？那到底是怎樣的生命智慧？後來才從他的文章看見一點端倪。
1965年鐵民先生克服萬難在師大註冊上學，卻在次年再度發病。台大跟中心診所的醫生都認為不手術就毫無機會，卻因家貧而只好再度放棄醫療。「那時是真的絕望了。這是我生命最黯淡的時期，因為已把一切希望都拋棄了。那時我休學回南部，心想我從此不可能再從這裡走出去了，一切都沒了。」
後來經各方人士熱心奔走，才終於忐忑不安地赴高雄醫學院進行第一次脊椎手術：「而今天，我竟還有以手術來一賭命運的機會，該是很意外的，我原不敢存有這種希望。但是，這希望又是如何可哀的哪！我必須要以自己的生死為賭注來獲得它。不管成功和失敗，我都該樂意接受。失敗的結果是死或癱瘓，死不足為懼，一了百了，最少，對得起自己也對得起所愛的人，我已經掙扎過。癱瘓呢？那比終年得躺著，什麼也不能做的境況也並不壞多少。但是，如我得到成功，我卻可以得回我即將失去的全部生活了。」「身邊事物都已檢點清理完，與人的關係也想好理清了，日記昨天停記，連信札和一切零碎記載全已交給了秀貞；金錢衣物則委托與達；能交代的交代，不留半點牽連。」（〈門外艷陽〉）
沒有與天抗爭的誇大悲情，沒有虛矯的難捨難分，只是樸實坦蕩地面對自己的命運。稟賦過人的智者，也罕有這樣的鎮靜。其實，這不是天賦異稟下參透的智慧，而是悲苦人被命運逼迫出來的盡己與認命。
六歲時父親鍾理和就因肺病而離家到松山住院，鐵民先生七歲起就要負責煮三餐；父親還沒出院他就因脊椎結核症而身軀整個變形。鍾理和在醫院裡掛念著：「忽然又想到了鐵兒。我明天就要開刀了，生死未定，而到最後一刻仍還不知鐵兒狀況如何。」這一家人一生都在生離死別的邊緣，二十歲時鐵民先生脊椎結核症復發，父親也咳血過世。父子兩代難纏的病，以及一家人難捨難分的親情，讓他們每天都必須坦然面對隨時可能降臨的死，也讓他們珍惜活著的每一天。
其實，從「奔逃」的那一刻起，他們一家就已經學會「盡己」，然後把剩下的交給命運。「我們的安排有很大的假設；開頭就是一個『假使』，通過了，接著就是第二個，第三個；於是一直到達終點——我的懷抱。……祗要中間任何一個『假使』發生障礙，馬上機器停止，鍵環斷落，故事也就結束了。」（〈奔逃〉）
而鍾平妹則讓鐵民先生學會咬牙度過一切苦難的那種堅毅、坦然和平靜。鍾理和去松山療養前滿是對家人的憂慮與不捨，他問平妹，在眾人的排擠、譏笑與鄙夷中，「妳能住下去？」「能！」「妳哭過呢？」「哭過！那是因為有你在著，心裡有委屈，哭哭，有人心疼。你儘管放心走；我能哭，也能不哭！你不在家，我守著兩個孩子過日子――宏兒也會跟我笑了。」「妳不怕日子會更難過？」「我知道！我能忍耐！祗要你病好，我吃點苦，值得！」「我這一去，最快也得一年才能回來呢？」「都不要緊；我等著你！我說過了：我能忍耐！反正他們不能把我宰了。他們理我，陪他們說幾句；不理我，我逗宏兒笑！祗要你病好回家，我們母子還是一樣快快樂樂的，要不‥‥那你早點兒走吧，只管放心，我會過得很好的！」（〈同姓之婚〉）
鐵民先生的智慧，來自於家教和父母的智慧，來自於世代相襲的艱苦磨難。要談鍾鐵民，不能不談鍾理和和鍾平妹。
一無所有者的尊嚴與價值
鍾理和文筆動人，但是真正偉大的，是他筆下那些用心而真誠地活著的每一個人。沒有苦難就沒有鍾理和的文學，沒有平妹鍾理和的文學將黯然失色。平妹被稱為「台灣文學作品中的第一女」，不是因為她的姿貌、才華或成就，而是她那種傾盡一切、枯槁自己，一心要成全家人的用心與真情。
中原文化與基督教樹立了常人難以企及的聖賢典範，歐美的菁英則有著常人難及的稟賦與才華。假如生命必須像聖賢與菁英才能彰顯出價值，其他人的生命將卑賤、黯然而毫無價值。對於那些傾盡一切、枯槁自身去成全家人的苦命人而言，這樣的文化毋寧是在蹂躪、踐踏他們真誠的生命。但是鍾理和的文學讓台灣人看見：一無所有者也有他的人性尊嚴與價值。
〈貧賤夫妻〉裡的平妹，最美的是那雙創傷密佈、長滿厚繭的手。她種田、做工還趕回家做飯，始終帶著笑容。她在林警的追逐下掮木頭，在山澗裡裡摔傷、瘀血也不曾皺過眉頭。鍾理和心甘情願地擱下讀書人的尊嚴和傲氣，在家料理三餐、家務和做女紅；為了不讓平妹上山掮木頭，他寧願飯吃稀一點，每日犧牲一部份文學創作的時間在電影院裡寫廣告。
在艱苦與貧賤中，唯有枯槁自己才能勉強維護家人，但是這種奮不顧己的用心與深情，卻造就了鍾理和文學中最感人的勝情。就像〈菸樓〉裡的蕭連發，當父親不顧母親的病體而拖著她去做工時，他覺得父親「殘忍無人性」。但是，面對著砌菸樓和為弟弟訂親的雙重經濟壓力，他卻說：「從前父親拿了繩子拴在母親腰間拉出去做工，現在就讓我拴住自己的腰來拉吧，父親是倔強的，我也不能低下頭來。」當鍾理和在寫〈閣樓之冬〉時，心裡想的或許就是：到底是要醫治好，以便照顧一家人；還是不要再醫治，以便留給家人一點生存的依據？
鐵民先生瞞著母親去開刀，卻突然看見母親掀開布幔要進手術室來。做母親的痛心地哭著：「媽媽的錯啊！媽媽害了你！……兒。」受盡病魔折騰的兒子卻這樣回應：「我再忍不住失聲痛哭起來。啊！媽媽！媽媽！我才對不住您！命運對她是多麼不公平啊！先是丈夫，再是愛子。想盡辦法讓我來就醫，湊盡擠得出的每一分錢。真要不幸，母親！誰再作她精神上的支柱！她痛悔當年疏忽了我的病，沒有及早替我料理。但是當年丈夫在病院中掙扎，幾年來生活的擔子壓得她無法喘氣，一個人的精力有限，生活、丈夫已佔滿了她的心，我從沒有想過責怪母親沒有認真替我治病。我只恨自己從來就只有替她添麻煩。」
鐵民先在他母親之後才走，我相信這是他一生重大的願望――如此可以免去母親為他催折肝腸，也以此駁斥同姓之婚的迷信，在世人面前還給母親一個公道。
傾盡自己一切所有只為親人，對於命運的悲苦折騰卻不曾有過一句怨言。這種氣度，卑而不賤，低而不俗，沒有任何的華美、高貴、莊嚴、神聖，卻可以讓每一個台灣人懷著這情操去肯定自己的生命價值與尊嚴，而絕對不需要在中西主流文化之前自感卑屈。
故國與原鄉
鍾理和對大陸的原鄉從小懷著困惑與嚮往：「我不是愛國主義者，但是原鄉人的血，必須流返原鄉，才會停止沸騰！」（〈原鄉人〉）奔逃到東北後，他不願意服事日本人而致生活無以為繼，在表親接濟下舉家遷移北京。大戰結束後，又受到北京人的排擠，只好輾轉回到無法接納他們的美濃。「北平是很大的。以它的謙讓與偉大，它是可以擁抱下一切。但假若你被人曉得了是臺灣人，那是很不妙的。那很不幸的，是等於叫人宣判了死刑。」（〈白薯的悲哀〉）終身流離，鍾理和生前沒有找到真正可以安頓他懷鄉之情的原鄉。
中原是絕大多數台灣人血統上的原鄉，中原文化也激盪了許多台灣人的崇高情懷。但是，「人不親土親」，我們真正情感上的故鄉，畢竟還是那個供養我們身軀，形塑我們言談、舉止，也保留著我們童年記憶與情感的地方。原鄉不在「我爺爺的爺爺」出生的地方，而是我們從小踩踏的那一塊土地，和看著我們長大的鄉親。寫《笠山農場》的鍾理和或許已經覺悟到美濃是他唯一的原鄉，卻還是讓劉少興賣掉了咖啡農場。「現在我在這裡，是既沒有地位、沒有財產、沒有名譽，也沒有朋友，好比是被綁起四肢擺向一群忿怒的群眾。」台灣社會對鍾裡和文學的廣泛注目是在1980年以後的事，雖然他在臨終前幾年跟附近的農友有相當友善的互動，創作上也開始走出自己的世界去關心身周的農民，但是在1950時代的白色恐怖裡，想要以文學和故鄉互動是很困難的。
鍾理和一生不寫虛假的故事，他生前一直沒被美濃接納，《笠山農場》就逃不了淒美的結局。這個遺憾，只能靠鐵民先生來彌平。
鐵民先生從事文學創作，一部份是不服氣父親作品的不斷地被退稿、拒絕，想要以自己的努力為父親討回該有的正義。鐵民先生寫農民，一部份是紹承父親文學尚未了的心願。但是他對鍾家和美濃的最大貢獻，我以為是圓滿了鍾理和的原鄉夢，結束了平妹一生的冤屈，也為台灣人樹立一個與原鄉互動的典範。
李行在1980年發行的《原鄉人》使台灣社會普遍地被鍾理和和鍾平妹感動，也感動了鍾永豐和林生祥這些美濃的後生。但是，反水庫和社區大學的建立終於圓滿了鍾家跟美濃的原鄉情緣――鍾理和對自己和家人的用心與深情，進一步發展成為對故鄉與客家文化的用心與深情；鍾家兩代的生命故事，終於成為美濃人的生命故事；因為被家鄉排拒而不得不遠走異鄉的鍾家，終於成為美濃人的驕傲與生命典範。
1992年美濃反水庫運動開始的時候，鍾家是美濃唯一具有全國性關注的家族，也是美濃反水庫最大的資產。鐵民先生雖然健康狀況不佳，還是毅然擱下他的創作，全程參與「愛鄉協進會」的活動，並在1994年起擔任起美濃愛鄉協進會第一、二任理事長。很多美濃鄉親對鐵民先生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在立法院前面跪下去的情景，如同吳錦發說的：「甚至到立法院的時候，外面下大雨，他都跪下去，一輩子我不曾看過鐵民老師跪下去的事情，這個實在是讓我熱淚縱橫，他的心中有更深刻的愛。」小鎮敵國的反水庫是漫長而極端艱苦的工作，陳豐偉的〈落日原鄉〉記錄了當時膠著與瀰漫的失敗氣息。許多文友知道鐵民先生身體每下愈況，極力勸阻他扛起重任。但是，為了拯救家園，他不曾保留餘力。
2001年高雄縣社區大學成立，鐵民先生再度擔任校長，希望以自己和年輕人的集體努力，減少故鄉年輕人的遺憾：「這些年來，我常常覺得遺憾，教育的最終目的應該是彌補天資的不平，並且也鼓勵多元的發展，但是當教育資源過分集中都市的時候，當初為了求學而離農離土的子弟，似乎也斷了回鄉的路。」「當初為了鼓勵弟妹出外求學，留在家鄉照顧父母、店面、田地的朋友，當看到除了自己以外的兄姊弟妹個個事業有成、家庭完整，除了感嘆命運造化之外，難道這個社會不能為這些人彌補些什麼嗎？」「我期待農村不再只是犧牲品，她能有自己的生命與自信的美麗。」（〈高雄縣（旗美）社區大學創校理念〉）
社區大學把鍾理和小說中作為「人」的價值轉譯為農村的普遍價值：「我們懷著戰戰兢兢卻無比投入的愛，與這陪伴農村迎向新世紀的社區大學一同努力。這份愛，不僅是一種感情，而是一種意志，透過這種意志的耕耘，在農村的社區大學，因其本身的存在，即已展現無比的價值。」（〈存在，就是價值〉）
從反水庫到創辦社區大學，鐵民先生以盡己、用心的真情奉獻給故鄉美濃，使鍾理和一輩子追尋的原鄉有了圓滿的情緣。鐵民先生以自己對故鄉的無私奉獻贏得許多後生的尊敬，也證實自己是故鄉的寶貴資產，而不再是幼時鄰居取笑父母的藉口，從而徹底填平了他母親一生的遺憾。
鐵民先生以他一生的努力，為鍾家和美濃寫下一個完美的句點。
屬於每一個台灣人的傳奇
人走了，除了黃土一坏，真正可以回饋故鄉的，無非是以自己的一生去豐富故鄉的傳說，讓後生看見更多種活著的價值與希望。
在電影《戀戀風塵》的最後一幕裡，李天祿站在土丘上咒罵老天爺蹂躪他的蕃薯。他的那一聲「幹！」道盡台灣人數代以來處在社會底層的悲情。但是蕃薯藤的意象從此在我腦海裡成為台灣人的圖騰：假如中原和西方的核心價值有如攀向天際的華美大樹，台灣人的生命價值就像蕃薯藤――她所要成就的都在看不見的土壤裡，不管命運如何凌虐作賤，苦難一過她就會再度竄出地面，遍地滋蔓綠葉。
中原和西方的核心價值都是有尊就有卑，有揚舉就有貶抑。但是一同活在苦難與卑賤的命運裡，卻讓鍾家兩代活出全然不同的人生價值：不需要出人頭地，更不需要把別人踩下去；只要盡心對待自己和家人，人人都可以活出無法被貶抑的尊嚴與價值。
鍾理和和鍾鐵民讓台灣人看見自己的價值與尊嚴，也讓所有台灣人可以驕傲地說出：「除了親情和土地，我們是一無所有的人。」
原本想為鐵民先生寫一篇追思文，但想起他總是會連帶地想起他父母的身影。鍾理和、鍾平妹和鍾鐵民像是命運與共的三位一體，每一個生命裡都清楚地映射著另外兩個生命的身影，每一個生命都加深另外兩個生命的苦難，也讓他們的生命更加地可貴而動人。
盡心盡己，生死有命
上次見到鐵民先生是六月底，他剛開過生平第二次脊椎手術，正揚在載我往鍾家的路上說：鐵民老師剛開過刀，用鈦合金支架把胸腔支開，但是還很難適應手術後的新生活，所以恐怕很難久坐。等我見到他，卻一如既往地開朗而有談興，一點都看不出有任何不適或不便。不到兩個月，傳出他不幸過世的消息，我才知道第二次的手術真的像正揚所傳述的那麼艱險和辛苦。
我不禁自問：鐵民先生面對生死的坦然，以及承受身體痛苦的能耐，究竟從何而來？那到底是怎樣的生命智慧？後來才從他的文章看見一點端倪。
1965年鐵民先生克服萬難在師大註冊上學，卻在次年再度發病。台大跟中心診所的醫生都認為不手術就毫無機會，卻因家貧而只好再度放棄醫療。「那時是真的絕望了。這是我生命最黯淡的時期，因為已把一切希望都拋棄了。那時我休學回南部，心想我從此不可能再從這裡走出去了，一切都沒了。」
後來經各方人士熱心奔走，才終於忐忑不安地赴高雄醫學院進行第一次脊椎手術：「而今天，我竟還有以手術來一賭命運的機會，該是很意外的，我原不敢存有這種希望。但是，這希望又是如何可哀的哪！我必須要以自己的生死為賭注來獲得它。不管成功和失敗，我都該樂意接受。失敗的結果是死或癱瘓，死不足為懼，一了百了，最少，對得起自己也對得起所愛的人，我已經掙扎過。癱瘓呢？那比終年得躺著，什麼也不能做的境況也並不壞多少。但是，如我得到成功，我卻可以得回我即將失去的全部生活了。」「身邊事物都已檢點清理完，與人的關係也想好理清了，日記昨天停記，連信札和一切零碎記載全已交給了秀貞；金錢衣物則委托與達；能交代的交代，不留半點牽連。」（〈門外艷陽〉）
沒有與天抗爭的誇大悲情，沒有虛矯的難捨難分，只是樸實坦蕩地面對自己的命運。稟賦過人的智者，也罕有這樣的鎮靜。其實，這不是天賦異稟下參透的智慧，而是悲苦人被命運逼迫出來的盡己與認命。
六歲時父親鍾理和就因肺病而離家到松山住院，鐵民先生七歲起就要負責煮三餐；父親還沒出院他就因脊椎結核症而身軀整個變形。鍾理和在醫院裡掛念著：「忽然又想到了鐵兒。我明天就要開刀了，生死未定，而到最後一刻仍還不知鐵兒狀況如何。」這一家人一生都在生離死別的邊緣，二十歲時鐵民先生脊椎結核症復發，父親也咳血過世。父子兩代難纏的病，以及一家人難捨難分的親情，讓他們每天都必須坦然面對隨時可能降臨的死，也讓他們珍惜活著的每一天。
其實，從「奔逃」的那一刻起，他們一家就已經學會「盡己」，然後把剩下的交給命運。「我們的安排有很大的假設；開頭就是一個『假使』，通過了，接著就是第二個，第三個；於是一直到達終點——我的懷抱。……祗要中間任何一個『假使』發生障礙，馬上機器停止，鍵環斷落，故事也就結束了。」（〈奔逃〉）
而鍾平妹則讓鐵民先生學會咬牙度過一切苦難的那種堅毅、坦然和平靜。鍾理和去松山療養前滿是對家人的憂慮與不捨，他問平妹，在眾人的排擠、譏笑與鄙夷中，「妳能住下去？」「能！」「妳哭過呢？」「哭過！那是因為有你在著，心裡有委屈，哭哭，有人心疼。你儘管放心走；我能哭，也能不哭！你不在家，我守著兩個孩子過日子――宏兒也會跟我笑了。」「妳不怕日子會更難過？」「我知道！我能忍耐！祗要你病好，我吃點苦，值得！」「我這一去，最快也得一年才能回來呢？」「都不要緊；我等著你！我說過了：我能忍耐！反正他們不能把我宰了。他們理我，陪他們說幾句；不理我，我逗宏兒笑！祗要你病好回家，我們母子還是一樣快快樂樂的，要不‥‥那你早點兒走吧，只管放心，我會過得很好的！」（〈同姓之婚〉）
鐵民先生的智慧，來自於家教和父母的智慧，來自於世代相襲的艱苦磨難。要談鍾鐵民，不能不談鍾理和和鍾平妹。
一無所有者的尊嚴與價值
鍾理和文筆動人，但是真正偉大的，是他筆下那些用心而真誠地活著的每一個人。沒有苦難就沒有鍾理和的文學，沒有平妹鍾理和的文學將黯然失色。平妹被稱為「台灣文學作品中的第一女」，不是因為她的姿貌、才華或成就，而是她那種傾盡一切、枯槁自己，一心要成全家人的用心與真情。
中原文化與基督教樹立了常人難以企及的聖賢典範，歐美的菁英則有著常人難及的稟賦與才華。假如生命必須像聖賢與菁英才能彰顯出價值，其他人的生命將卑賤、黯然而毫無價值。對於那些傾盡一切、枯槁自身去成全家人的苦命人而言，這樣的文化毋寧是在蹂躪、踐踏他們真誠的生命。但是鍾理和的文學讓台灣人看見：一無所有者也有他的人性尊嚴與價值。
〈貧賤夫妻〉裡的平妹，最美的是那雙創傷密佈、長滿厚繭的手。她種田、做工還趕回家做飯，始終帶著笑容。她在林警的追逐下掮木頭，在山澗裡裡摔傷、瘀血也不曾皺過眉頭。鍾理和心甘情願地擱下讀書人的尊嚴和傲氣，在家料理三餐、家務和做女紅；為了不讓平妹上山掮木頭，他寧願飯吃稀一點，每日犧牲一部份文學創作的時間在電影院裡寫廣告。
在艱苦與貧賤中，唯有枯槁自己才能勉強維護家人，但是這種奮不顧己的用心與深情，卻造就了鍾理和文學中最感人的勝情。就像〈菸樓〉裡的蕭連發，當父親不顧母親的病體而拖著她去做工時，他覺得父親「殘忍無人性」。但是，面對著砌菸樓和為弟弟訂親的雙重經濟壓力，他卻說：「從前父親拿了繩子拴在母親腰間拉出去做工，現在就讓我拴住自己的腰來拉吧，父親是倔強的，我也不能低下頭來。」當鍾理和在寫〈閣樓之冬〉時，心裡想的或許就是：到底是要醫治好，以便照顧一家人；還是不要再醫治，以便留給家人一點生存的依據？
鐵民先生瞞著母親去開刀，卻突然看見母親掀開布幔要進手術室來。做母親的痛心地哭著：「媽媽的錯啊！媽媽害了你！……兒。」受盡病魔折騰的兒子卻這樣回應：「我再忍不住失聲痛哭起來。啊！媽媽！媽媽！我才對不住您！命運對她是多麼不公平啊！先是丈夫，再是愛子。想盡辦法讓我來就醫，湊盡擠得出的每一分錢。真要不幸，母親！誰再作她精神上的支柱！她痛悔當年疏忽了我的病，沒有及早替我料理。但是當年丈夫在病院中掙扎，幾年來生活的擔子壓得她無法喘氣，一個人的精力有限，生活、丈夫已佔滿了她的心，我從沒有想過責怪母親沒有認真替我治病。我只恨自己從來就只有替她添麻煩。」
鐵民先在他母親之後才走，我相信這是他一生重大的願望――如此可以免去母親為他催折肝腸，也以此駁斥同姓之婚的迷信，在世人面前還給母親一個公道。
傾盡自己一切所有只為親人，對於命運的悲苦折騰卻不曾有過一句怨言。這種氣度，卑而不賤，低而不俗，沒有任何的華美、高貴、莊嚴、神聖，卻可以讓每一個台灣人懷著這情操去肯定自己的生命價值與尊嚴，而絕對不需要在中西主流文化之前自感卑屈。
故國與原鄉
鍾理和對大陸的原鄉從小懷著困惑與嚮往：「我不是愛國主義者，但是原鄉人的血，必須流返原鄉，才會停止沸騰！」（〈原鄉人〉）奔逃到東北後，他不願意服事日本人而致生活無以為繼，在表親接濟下舉家遷移北京。大戰結束後，又受到北京人的排擠，只好輾轉回到無法接納他們的美濃。「北平是很大的。以它的謙讓與偉大，它是可以擁抱下一切。但假若你被人曉得了是臺灣人，那是很不妙的。那很不幸的，是等於叫人宣判了死刑。」（〈白薯的悲哀〉）終身流離，鍾理和生前沒有找到真正可以安頓他懷鄉之情的原鄉。
中原是絕大多數台灣人血統上的原鄉，中原文化也激盪了許多台灣人的崇高情懷。但是，「人不親土親」，我們真正情感上的故鄉，畢竟還是那個供養我們身軀，形塑我們言談、舉止，也保留著我們童年記憶與情感的地方。原鄉不在「我爺爺的爺爺」出生的地方，而是我們從小踩踏的那一塊土地，和看著我們長大的鄉親。寫《笠山農場》的鍾理和或許已經覺悟到美濃是他唯一的原鄉，卻還是讓劉少興賣掉了咖啡農場。「現在我在這裡，是既沒有地位、沒有財產、沒有名譽，也沒有朋友，好比是被綁起四肢擺向一群忿怒的群眾。」台灣社會對鍾裡和文學的廣泛注目是在1980年以後的事，雖然他在臨終前幾年跟附近的農友有相當友善的互動，創作上也開始走出自己的世界去關心身周的農民，但是在1950時代的白色恐怖裡，想要以文學和故鄉互動是很困難的。
鍾理和一生不寫虛假的故事，他生前一直沒被美濃接納，《笠山農場》就逃不了淒美的結局。這個遺憾，只能靠鐵民先生來彌平。
鐵民先生從事文學創作，一部份是不服氣父親作品的不斷地被退稿、拒絕，想要以自己的努力為父親討回該有的正義。鐵民先生寫農民，一部份是紹承父親文學尚未了的心願。但是他對鍾家和美濃的最大貢獻，我以為是圓滿了鍾理和的原鄉夢，結束了平妹一生的冤屈，也為台灣人樹立一個與原鄉互動的典範。
李行在1980年發行的《原鄉人》使台灣社會普遍地被鍾理和和鍾平妹感動，也感動了鍾永豐和林生祥這些美濃的後生。但是，反水庫和社區大學的建立終於圓滿了鍾家跟美濃的原鄉情緣――鍾理和對自己和家人的用心與深情，進一步發展成為對故鄉與客家文化的用心與深情；鍾家兩代的生命故事，終於成為美濃人的生命故事；因為被家鄉排拒而不得不遠走異鄉的鍾家，終於成為美濃人的驕傲與生命典範。
1992年美濃反水庫運動開始的時候，鍾家是美濃唯一具有全國性關注的家族，也是美濃反水庫最大的資產。鐵民先生雖然健康狀況不佳，還是毅然擱下他的創作，全程參與「愛鄉協進會」的活動，並在1994年起擔任起美濃愛鄉協進會第一、二任理事長。很多美濃鄉親對鐵民先生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在立法院前面跪下去的情景，如同吳錦發說的：「甚至到立法院的時候，外面下大雨，他都跪下去，一輩子我不曾看過鐵民老師跪下去的事情，這個實在是讓我熱淚縱橫，他的心中有更深刻的愛。」小鎮敵國的反水庫是漫長而極端艱苦的工作，陳豐偉的〈落日原鄉〉記錄了當時膠著與瀰漫的失敗氣息。許多文友知道鐵民先生身體每下愈況，極力勸阻他扛起重任。但是，為了拯救家園，他不曾保留餘力。
2001年高雄縣社區大學成立，鐵民先生再度擔任校長，希望以自己和年輕人的集體努力，減少故鄉年輕人的遺憾：「這些年來，我常常覺得遺憾，教育的最終目的應該是彌補天資的不平，並且也鼓勵多元的發展，但是當教育資源過分集中都市的時候，當初為了求學而離農離土的子弟，似乎也斷了回鄉的路。」「當初為了鼓勵弟妹出外求學，留在家鄉照顧父母、店面、田地的朋友，當看到除了自己以外的兄姊弟妹個個事業有成、家庭完整，除了感嘆命運造化之外，難道這個社會不能為這些人彌補些什麼嗎？」「我期待農村不再只是犧牲品，她能有自己的生命與自信的美麗。」（〈高雄縣（旗美）社區大學創校理念〉）
社區大學把鍾理和小說中作為「人」的價值轉譯為農村的普遍價值：「我們懷著戰戰兢兢卻無比投入的愛，與這陪伴農村迎向新世紀的社區大學一同努力。這份愛，不僅是一種感情，而是一種意志，透過這種意志的耕耘，在農村的社區大學，因其本身的存在，即已展現無比的價值。」（〈存在，就是價值〉）
從反水庫到創辦社區大學，鐵民先生以盡己、用心的真情奉獻給故鄉美濃，使鍾理和一輩子追尋的原鄉有了圓滿的情緣。鐵民先生以自己對故鄉的無私奉獻贏得許多後生的尊敬，也證實自己是故鄉的寶貴資產，而不再是幼時鄰居取笑父母的藉口，從而徹底填平了他母親一生的遺憾。
鐵民先生以他一生的努力，為鍾家和美濃寫下一個完美的句點。
屬於每一個台灣人的傳奇
人走了，除了黃土一坏，真正可以回饋故鄉的，無非是以自己的一生去豐富故鄉的傳說，讓後生看見更多種活著的價值與希望。
在電影《戀戀風塵》的最後一幕裡，李天祿站在土丘上咒罵老天爺蹂躪他的蕃薯。他的那一聲「幹！」道盡台灣人數代以來處在社會底層的悲情。但是蕃薯藤的意象從此在我腦海裡成為台灣人的圖騰：假如中原和西方的核心價值有如攀向天際的華美大樹，台灣人的生命價值就像蕃薯藤――她所要成就的都在看不見的土壤裡，不管命運如何凌虐作賤，苦難一過她就會再度竄出地面，遍地滋蔓綠葉。
中原和西方的核心價值都是有尊就有卑，有揚舉就有貶抑。但是一同活在苦難與卑賤的命運裡，卻讓鍾家兩代活出全然不同的人生價值：不需要出人頭地，更不需要把別人踩下去；只要盡心對待自己和家人，人人都可以活出無法被貶抑的尊嚴與價值。
鍾理和和鍾鐵民讓台灣人看見自己的價值與尊嚴，也讓所有台灣人可以驕傲地說出：「除了親情和土地，我們是一無所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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